- ·
- 简体中文
- ·
-
转自《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15期第16—45页
摘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面合作必须建立在对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本文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本经济事实进行概括性描述，并基于经济事实描述，细致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和宏观经济结构。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大多为低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大多具备丰富的能源储备、拥有较高的开放度和受教育水平，并积累了较高的国民储蓄。除此之外，本文还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单一，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能源或一些传统支柱产业；低收入国家陷入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的贫困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金融波动频发等。基于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并对“一带一路”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了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等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在内，该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球的38%，人口总量占全球的62%，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球GDP总量的31%[1]。按照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的划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仅有18个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2]。本节将从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所测算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指数入手，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经济事实，并对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概括性总结。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需要首先对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规模等方面进行整体认知。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的“一带一路”研究课题组依据各国的名义GDP总量、人均名义GDP以及GDP增速三个核心指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并将65个国家进行了排名，其结果如附录1所示[3]。由表可见，经济指标排名相对靠前的国家多为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国家，但也存在一些特例，如印度。印度2015年的人均GDP仅为1582美元，是中低收入国家，然而在过去5年内，印度均保持了较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且GDP总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的10%左右。庞大的经济规模加之较高的经济增速，使得印度成为“一带一路”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按地域分解，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各国不同的经济类型以及当前的经济状况。在附录2中，我们将65个沿线国家划分成6个区域，分别是蒙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以及中亚，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地理板块的差异，而地理板块的差异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也有着内在的关联。从附录2的数据来看，各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中东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跻身于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西亚、北非国家，特别是能源丰富的西亚国家人均GDP都远超高收入国家的基准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地区，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水平都相对落后，处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行列，特别是南亚的一些能源贫瘠或政治动荡的国家，如尼泊尔、阿富汗等国，2014年的人均GDP水平仅在700美元左右，属于极为贫穷的国家。总之，除了俄罗斯和印度两个特殊的发展中大国，其他各国的经济体量均低于1万亿美元，发展模式也比较单一。一般来说，能源丰富且政治环境稳定的国家均比较富裕，而资源贫乏或政治动荡的国家则相对落后和贫穷。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热度图（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经济稳定性方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通胀率指标。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叙利亚的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36.7%，其次是白俄罗斯、伊朗等国。通货膨胀率高于5%的国家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经济、政治发生剧烈动荡的国家，如叙利亚、埃及、伊朗、乌克兰等国，战争或其他剧烈的政治动荡使得外资撤离、国内企业也受制于不断提升的营商风险而纷纷减产，导致供给不足、物价飙升。第二类是对能源依赖的发展中国家，如蒙古、俄罗斯等国，2014年国际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这些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以维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货币的贬值又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输入性通胀。以俄罗斯为例，2012、2013年国际油价相对平稳，在此期间俄罗斯经济运行平稳，通胀率维持在5%至6%左右，而在随后的几年内，随着原油价格大幅下调，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一路飙升至2015年的15.53%，经济体量也趋于萎缩。除了以上两类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物价指数大多比较平稳。从收入水平来看，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通胀率显著低于中低及低收入国家，经济状况更加平稳；此外，各国的通胀率也体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资源禀赋丰富的东北亚地区、政治动荡的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平均通胀率显著高于资源相对稀缺、经济相对平稳的东南亚以及中东欧地区。
此外，失业率的高低反映了充分就业的状况，这与一国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是紧密相关的。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失业率水平与人均GDP 的相关性较弱，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水平略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然而，失业率水平却与地域存在高度相关性。相对发达的中东欧、西亚和北非国家普遍面临高失业困扰，而东南亚、南亚国家失业率却相对较低。细究内在原因，我们认为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区域不同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不同又通过市场的调节转化成各国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集群，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以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支柱行业，而哈萨克斯坦、蒙古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则以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的采掘制造为支柱性行业。前者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水平相对发达，而后者的工业发展则处于初级阶段，收入水平较低。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各国实体经济均受波及，特别是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工业化国家。此外，全球工业正在从3.0版本向4.0版本升级，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制造业行业，如汽车、船舶等行业不得不面临由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技术等主导的新行业的挑战，从而被迫进行产业的升级重组，而这一调整必然带来既有产业的重新洗牌和传统行业工人被迫失业再学习的阵痛。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从纵向对比来看，根据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课题组的测算，过去三年内“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经济指标排名总体比较稳定，但也不乏一些特例。图2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年与2014年经济指标排名，虚线右上角的区域表示相对三年前，该国的经济指标的相对排名有所进步，而落入虚线左下角区域的散点则代表排名有所退步的国家。由图可见，经济状况有显著退步的国家可归为两类，其中一类是科威特、俄罗斯、文莱等能源依赖型国家；第二类则是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政治动荡不安、经常遭遇局部或全国性恐怖主义袭击或战争的国家。经济状况有明显改善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各异，但几乎所有的改善型国家都同时满足政治稳定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特征。
为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更清晰的认知，我们进一步对65个国家过去10多年内的经济增速进行比较分析。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课题组计算得出，65个国家在过去3年内平均GDP增速为3.5%，略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5%)。研究还发现，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处于赶超模式，而是停留在低速增长阶段[4]。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国家除了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之外，均属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中低收入国家，但样本中最贫穷的两个低收入国家，即尼泊尔和阿富汗，其过去三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分别仅为4.3%和1.6%。表2反映了按收入水平划分的不同类型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速，由表可见，低收入国家并不存在后发优势，而中等收入国家却一直引领经济的增长。
表 2 不同经济增速的国家列表[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尽管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处于不同增长阶段的国家存在显著的地域特征。由表2可知，处于高速和中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大多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而低速增长的国家除了新加坡、泰国、阿富汗、不丹等国之外，大多处于中东欧地区以及西亚、北非地区，这说明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地域特征。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灵活，实体经济对能源行业的依赖较低，因此经济的增长更加稳定。由时间序列数据可知，各地区的经济增速在金融危机之后都经历了震荡性下行过程，特别是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而不同国家在危机之后的恢复进程不尽相同。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经济增速已基本企稳，而中东欧地区在过去四年内平均经济增速仅为1.4%，这与2008年危机前平均6.7%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
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是金融危机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国家经济走势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在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第四轮工业革命兴起的情况下，传统的工业化国家更易受到波及，特别是以机械设备、汽车、船舶等为支柱行业的一些中东欧国家。一些依赖原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出口的国家，如俄罗斯、蒙古等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生产放缓时也陷入经济发展的低迷。反观东南亚、南亚各国，其地理位置优越、经济体量小、经济结构比较多元化，且比较优势行业，如鞋帽、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加工等与中国的传统出口行业存在一致性。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出口产品升级的背景下，这些南亚、东南亚小国往往能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国内制造业，从而更快从金融危机的低迷中复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亚欧板块，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制度特征决定了这65个国家具备各不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进而导致各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本节将分别从经济增长驱动力以及经济结构角度入手，探究这65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共通之处以及个性差异，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和制度特征各异，这决定了它们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跨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人阵营的国家可划为三类：第一类是能源丰富的国家，以沙特阿拉伯、文莱等国为代表；第二类是装备制造业发达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以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为代表；第三类是高度开放、注重技术创新和国际型人才培养的国家，以新加坡为代表。反观陷入贫穷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若非资源贫瘠，便是对外开放程度极低，因缺乏对外经济往来而陷入低收入、低增长的陷阱。
较高的能源储备是部分国家迅速致富的基础，因此全球能源分布的差异便决定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图3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6个区域以便观测不同区域国家的能源储备差异。由图可见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平均来说能源储备远高于中东欧、南亚等区域。细看西亚、北非地区内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储备成显著正相关。人均化石能源位列前三甲的卡塔尔、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均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而缺乏化石能源的埃及、也门和叙利亚纷纷陷入贫穷。东南亚地区的平均能源储备相对较低，仅有文莱情况特殊。2014年文莱的人均化石能源高达40.37吨，与科威特相近，而文莱通过大量的能源出口赢得大量外汇收入且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14年文莱的人均GDP高达4.1万美元，成为东南亚地区除新加坡之外，唯一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中，人均GDP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以及文莱，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几个国家的发展均与丰富的能源储备密不可分。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化石能源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虽然丰富的资源禀赋是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中等收入跨越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中东欧国家为例，捷克、匈牙利等国的人均化石能源储备仅为1.58吨和0.16吨，而这些国家早已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地处东南亚偏僻地区的新加坡更是在极度缺乏能源及淡水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缺乏资源禀赋的情况下，要想实现经济的腾飞则更需依赖开放的市场环境，通过对外贸易，充分利用全球大市场，在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行业的同时，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推动国内的技术创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高收入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往往较高。我们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权重来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6]，图4展示了剔除了新加坡、卡塔尔两个奇异值样本后各国在2014年的人均GDP和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相关性[7]。由图可见，“一带一路”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开放度是呈显著正相关的，通过简单的回归同样可得出类似的结论。进一步地，我们剔除了人均能源存量较高的国家样本，并通过散点图的方式验证人均GDP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相关性[8]。图5和图6分别展示了剔除能源依赖型国家样本点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与贸易占GDP权重及其与对发达国家出口占总出口权重之间的相关性。由图可见，在缺乏丰富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各国的开放程度与人均GDP有很强的相关性，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水平就越为发达。
图 4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占比和人均GDP的相关性（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对外开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一带一路”国家得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优势行业，并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通过鼓励创新实现赶超型发展。以新加坡为例，在1965年被迫独立时，新加坡的经济基础落后、国内市场有限，且种族矛盾重重，而在之后短短的50年内，新加坡充分利用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大量引进外资并降低关税，鼓励企业进出口。最近五年内，新加坡平均零关税。同样是发达国家，英、美两国的平均关税则分别为1.72%和2.79%，中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7.71%，而与新加坡相邻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平均关税率则在5%左右。通过零关税和引进外资，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提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除了新加坡之外，一批中东欧国家也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并提升国内的经济效率。匈牙利、爱沙尼亚、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借助毗邻俄罗斯与西欧的独特地理优势，鼓励出口并致力于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汽车工业、装备制造业、机械设备等。据统计，2014年这些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均超过150%，其中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90%左右。以爱沙尼亚为例，爱沙尼亚的人均GDP为2.01万美元，位列高收入国家阵营，在总计约16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中，有71%的出口的目的地是欧盟国家，主要的出口和进口产品均为机电产品、矿产品等。与欧盟发达国家的跨行业及行业内贸易使得中东欧各国得以专注地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而跨国贸易也促进了技术外溢，使得各国生产力均得到更快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参差不齐，这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国民储蓄率的高低也对各国经济增速有显著的影响。
国民储蓄率的高低并不存在显著的地域特征，却与人均GDP水平显著相关。在65个国家中，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几个国家几乎均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以2014年为例，卡塔尔的国民储蓄率高达71.7%，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高水平，同样是石油资源丰富的高收入国家，文莱、科威特、阿联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国民储蓄率均高于40%。除中国外，国民储蓄率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不依赖于石油，即新加坡。新加坡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3.4%，较高的国民储蓄得以转化成高投资，并支撑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率也处于较高水平，201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8.9%，高储蓄率使得中国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得以在较长时间内维系。
反观储蓄率较低的国家，大多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几个典型代表为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均为负值，说明国内的居民消费高于生产总值，连国内消费都需要国际资本来为其融资，可用于生产资料积累的国内投融资更是相对紧缺。由表4可见，阿富汗的国民储蓄率为-21.4%，投资率也仅有18.2%，在国内资本紧缺的情况下，国内实际利率高至14.7%。高利率挤出了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缺少了生产型资本的积累，这些国家很难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为了进一步验证国民储蓄与投资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对增长的作用，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课题组考察了65个沿线国家2014年国民储蓄率、投资占GDP比重以及实际GDP增速的数据。由于我们更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型经济增长的问题，因此我们将样本中的发达国家刨除，在剩下的47个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剔除乌克兰、伊拉克、阿富汗这几个政局动荡、战事频发的国家后，由散点图发现经济增速与国民储蓄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进一步地，我们在控制人均GDP的基础上将GDP增速分别对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可见不管是储蓄率还是投资率，与GDP增速之间在统计上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在上文的论断，即对处于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民储蓄率越高，意味着有更充足的资本可转化为投资，这将拉低国内实际利率，对经济实现快速的赶超型增长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图 9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与国民储蓄率的正相关性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表 5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与储蓄、投资的相关性
不管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均是经济增长不可忽略驱动力。根据最基本的生产函数公式，教育程度越高的国家劳动力生产率越高，从而具有更高的单位资本生产效率。
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也越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同样验证了这一点。如图10所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识字率均接近100%，而经济水平落后的阿富汗和尼泊尔的识字率仅分别为38.2%和64.7%。从大学毛入学率来看，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的大学毛入学率大多高于50%，中高收入国家中大学毛入学率超过50%和地域50%的国家各占50%，中低收入国家中除了蒙古和乌克兰之外，大学毛入学率均低于50%，而低收入国家阿富汗和尼泊尔的大学入学率仅分别为8.7%和15.8%。尽管中国的大学入学率为39.4%，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仅排名26位，但近年来增速非常显著，2000年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仅为7.7%，在所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位列倒数。2000年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得到了充分的普及，而大学毛入学率也按照年均12.8%的增速迅速提升。
与中国接近100%的识字率和迅速提升的大学毛入学率对比鲜明的是，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不管是识字率还是大学毛入学率均处于较低的水平。截至2015年，印度的识字率仅为72.2%，大量的文盲依然存在。印度的大学入学率在本世纪初曾高于中国，但由于发展停滞不前，很快即被中国所超越。2013年印度国民的大学毛入学率仅为23.9%，加之印度国内种族分化严重，这使得能够进入大学读书成为贵族的特权，而穷苦阶级则很难得到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劳动力素质不高使得印度经济的发展向信息技术、金融等精英主导的行业倾斜，而加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却受到掣肘，在全球市场中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这也成为未来数十年内印度经济实现全面赶超式发展的一个软肋。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结构各异，不管是一、二、三产业的构成还是从支出法GDP的投资、消费、进出口构成来看，各国因地域和发展模式的不同，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有所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中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差异很大。总的来说，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农业占GDP的比重越低。图14反映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图可见，阿富汗和尼泊尔两个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占GDP比重分别高达23.5%和33.7%；中低收入国家经济中的农业占比差异较大，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等国的农业占比均超过25%，而巴勒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农业占比仅为不到10%。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农业对GDP的贡献越来越低，平均来看，高收入国家农业占比仅有2.34%。图15展示了农业占比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由图可见，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越低。
除了与收入水平的显著负相关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占比也取决于资源禀赋。耕地、森林、海洋等资源丰富的国家更容易发展成熟的现代化农业，特别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资源禀赋具备一定的地域特征，由图16可见，东南亚地区的耕地面积占总国土面积的比重相对较低，而中亚地区的耕地比重则更高。图17反映了农业增加值与耕地面积之间的相关性，由图可见，耕地面积比重越高的国家一般来说具有更高的农业占比，然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且缺乏能源、资源禀赋的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尽管其耕地面积占比并不高，这些国家却不得不依赖低端的农业作为支柱型行业；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国，虽然耕地面积比重很高， 但由于具备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其他重要的资源禀赋，这些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占比仅低于5%，支柱行业则更多向采掘业、制造业等相关行业倾斜。
与农业占比不同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显著关联，但制造业、服务业比重的差异则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表6列举了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排名前五名和后五名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30.1%，泰国的产业结构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捷克、白俄罗斯、匈牙利等传统工业强国，则以装备制造业、机械设备等行业为支柱产业。在制造业占比排名末位的几个国家中，科威特、阿塞拜疆的石油资源丰富，因此以采掘业为支柱产业，服务业占比同样也位居末位；马尔代夫和黑山的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依赖服务业支撑经济的增长，事实上，马尔代夫和黑山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77.1%和72.3%，其中主要为旅游服务业。服务业占比较高的国家可总结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制造型和生产型服务业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以新加坡为代表；第二类是工业基础薄弱且不得不依赖于旅游业的发展中小国，以马尔代夫、黑山为代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作为支出法GDP的两个最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和消费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差异较大。如表7所示，2014年，在65个沿线国家中，不丹的投资占比最高，达到57.7%，而占比最低的埃及仅为13.8%。在过去数十年内，投资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因素，一直贡献了GDP增长中较高的份额，2014年投资占GDP比重也高达46.2%。如果不考虑贸易，消费与投资应为互补的关系，但由表7可见，东帝汶、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和消费占GDP比重均排在65个国家的前列，其中东帝汶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高达149%，而科威特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占比均相对较低，分别为15.8%和47.6%，这说明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也是GDP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因素，关于贸易结构差异的分析将在下文详细展开。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高投资与高增长是紧密相关的。由图18可见，投资率与GDP的增速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表7的数据也显示，投资占比最高的几个国家经济增速大多为中速（4-7%）或高速（7%以上），而投资占比最低的几个国家的增速则多为负增长或低速（1-4%）。上文在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分析中，详细讨论了储蓄和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在这部分便不再赘述。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更高，而中国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正在由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然而由图19可见，“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的消费支出与人均GDP呈显著的负相关，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最终消费占比越低，储蓄，即投资与净出口的总和则越高。表7的数据证实了这一发现，“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最高的国家均为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而最终消费支出占比最低的国家均为中高收入或高收入国家。这一事实反应了消费是边际收入递减的，但同时也说明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种困境，即越贫穷的国家就越需要将大部分收入用在必需品消费上，因此这些国家缺乏生产资料的投资积累。较低的投资率限制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因而这些国家不得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差距较大，对外依存度最高的新加坡出口占GDP比重高达192.1%，而最低的东帝汶出口占比只有6.5%。根据上文的分析，对外开放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由表8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除越南之外大多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均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受益。即便是越南，尽管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在全球增长低迷、贸易收缩的情况下，仍能保证6%以上的经济增速和10%以上的出口贸易增速，这对于推动国内制造业发展、促进实现赶超式经济增长是大有裨益的。反观出口占比较低的国家，大多为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闭塞的经济环境抑制了经济的活力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困于低收入陷阱之中。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细分贸易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比较优势也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国具有差异化的出口产品结构。科威特、文莱、沙特阿拉伯等能源丰富的国家石油出口占总出口的80%以上，而约旦、马尔代夫、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因石油资源贫乏，石油出口占比几乎为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原油进口依存度较高，其石油进口占总消耗量的60%左右，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能源行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命脉，中国对于石油进出口均严格管控，以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2014年中国的石油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1.5%，在65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处于较低的水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不同的资源禀赋造成了不同国家石油出口比重的各不相同，而各国工业化程度的不同也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占比存在显著的差别。如表10所示，制造业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这些中东欧国家具备较为发达的工业化体系和成熟的行业架构。以捷克为例，捷克有着悠久的工业化历史，其发展成熟的产品包括汽车、电信设备、交通工具、机械产品等，主要的贸易伙伴为欧盟；捷克的汽车工业增加值占GDP的4%，斯柯达汽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四家汽车生产商之一，成功的打入了全球五大洲，且凭借成熟的工艺水平和优秀的品牌形象在欧洲尤其受欢迎。反观制造业出口占比较低的几个国家，大多是能源储备丰富，并依赖石油和矿产资源出口的国家，如科威特、阿塞拜疆、蒙古、科威特等。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三、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了全球国土面积的38.5%，却仅贡献了全球28.9%的经济总量。基于以上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经济概况、经济结构的仔细剖析，我们发现，这65个国家的贫富分化严重，最富有的卡塔尔的人均GDP是最贫穷的阿富汗的152倍；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中等收入或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仍然以农业为支柱型产业，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困境的出现是源于一些限制该区域经济体发展的外在条件及内在机制障碍。具体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有以下三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几个国家中除了新加坡之外，几乎全部为能源丰富的国家，包括卡塔尔、阿联酋、文莱等国。依赖能源出口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且极易受到国际原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事实上，随着2014、2015年国际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受到扰动。经常账户顺差下调、货币汇率贬值、输入型通货膨胀加剧，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着石油收入的降低而下滑，国债利率上扬。
高收入国家中除了能源依赖型国家之外，还有一类是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等，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处于较低的位置，与西欧各国差距甚远，且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也遇到发展的瓶颈。在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第四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一些传统制造行业，包括机械设备、汽车船舶、家用电器等，不得不面对来自新型制造业，包括信息技术行业、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的挑战。全球工业正在从3.0版本向4.0版本升级，传统工业化国家必须及时应对，在提升传统工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同时，合理调整产业规划布局，从而适应新的国际环境。
根据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课题组的经济指标测算，在过去三年内，经济指标排名下降最快的国家大多为能源依赖型国家和中东欧的传统工业化国家。这充分说明了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充满风险且不可持续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像中国一样，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自发驱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有25个国家为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低于4035美元，且GDP的增长速度也并不高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国家。特别是两个低收入国家阿富汗和尼泊尔，近15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速仅为5.8%，与中高收入国家相近（5.2%），略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9%）。仔细分析这些国家的情况，大多数都是资源贫瘠且缺乏完善工业基础的小经济体，国民受教育水平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缺乏高质量劳动力和高生产率的资本，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止步不前，一些贫困的小国不得不依赖国际组织的援助和贷款来满足国内基本的消费需求。
由上文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我们还发现，欠发达国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东帝汶、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甚至超过GDP，这说明欠发达国家将大量的生产所得用于消费，而用于生产资料积累的投资却远远不足。缺乏生产性资本的积累，这些国家陷入贫困的陷阱，很难实现经济的反超式发展。
除了因储蓄不足、利率高企导致的私人部门投资萎靡，低收入国家的公共部门也普遍存在财政收支失衡、公共支出不足的问题。由于资金不到位，一些本该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桥梁、道路、港口等的建设得不到推进，这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如图20所示，高收入国家的铁路密度[11]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图21同样也说明越是发达的国家港口质量越高，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港口质量则接近最低值[12]。
值得一提的是，65个“一带一路”国家中，港口质量最高的为新加坡、阿联酋和巴林，而质量最低的为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可见良好的地理位置也是优质港口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国的港口质量为4.6，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列，优良的港口保证了大量货物的方便进出，这减少了贸易摩擦，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处于欧亚板块的内陆地区，如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远离海洋的地理条件使得这些国家对外贸易存在天然的障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这些内陆国家的政府部门必须积极筹措资金，加快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为经济的自发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经济发展模式单一、依赖能源和传统工业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投资者预期不稳，金融市场波动频繁，而金融波动又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图22反映了几个典型国家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由图可见，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随着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的汇率都出现了大幅贬值。在2014-2015年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期间，俄罗斯卢布又出现了接近50%的贬值，大量境内资本外逃，实际利率飙升，金融市场的波动严重地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增长， 2015年俄罗斯GDP增速跌至-3.7%，通胀率升至15.53%。在2015年中国8-11汇改之后，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这也诱发了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的周边国家的纷纷贬值。2015年8月20日，哈萨克斯坦宣布放弃坚戈的汇率波动区间，这导致坚戈兑美元在一日内瞬间贬值超过30%，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
图 22 典型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单位：美元/本币）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中除中国之外体量均较小，非常容易受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课题组测算了65个沿线国家在最近数十年的汇率波动性[13]，研究结果发现，汇率波动性与收入水平并无直接关联，这是因为很多高收入国家为石油出口国，如阿联酋，这些国家往往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以降低石油收入的外汇波动成本；一些经济欠发达小国的央行缺乏采用独立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因此同样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来维持稳定的货币价值，控制通货膨胀。虽然与收入水平不相关，但由表11可见，汇率波动性与地域有一定相关性，比如西亚北非的国家，汇率波动性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一部分国家因为钉住美元，所以汇率波动性很低，而另一部分能源依赖型、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以及原油、大宗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大幅的汇率波动。
图 23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汇率波动性（2013-2015年三年平均值）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汇率波动的高低与经济发展稳定性是紧密相连的，汇率波动性最高的几个国家大多经历了低增长或负增长，如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在全球经济复苏低迷、美元加息预期升温的情况下，全球资本开始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新兴市场国家资金链收紧、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又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影响投资、贸易，进而向生产侧传导，从而加剧了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因此，在金融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金融市场波动可能是未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完善跨境金融监管框架、强化风险监测机制、切实推进货币互换等跨境金融合作，对可能出现的区域性金融危机严加防范。
四、经济发展前景
2016年有三件可能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大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是6月英国的脱欧公投通过；二是在11月美国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成功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三是中国成为G20主席国，并在杭州成功举办G20峰会。这三件看似无关联的政治事件，实际上指向同一个问题，即由英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G8集团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正在逐渐削弱，发达国家内部出现反全球化的思潮，而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点带面，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崭新局面，这恰好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不仅能助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且能促进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推动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帮助欠发达国家越过低收入陷阱。因此，“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而“一带一路”规划的推行将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地位，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将逐步形成。在这个新格局里，中国将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成为衔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桥梁和纽带，而在相关政策的助推下，“一带一路”区域将变成一个合作更为紧密、交流更为频繁的经济区，区域内各国将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关现代化产业，并通过经贸往来和跨国投资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优势互补。
在“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石油出口比重超过50%，包括俄罗斯、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以石油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最大甚至唯一的驱动力。然而，过快的石油开采已经威胁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国际油价的波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干扰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运行。虽然主要的石油输出国都会通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石油税收和补贴等方式平滑油价波动给经济带来的扰动，然而当全球需求持续不足、油价保持在低位徘徊时，这些国家仍会出现持续性的财政收支失衡和经济增速下滑。
以能源出口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长期来看，这些能源出口国必须开拓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迪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迪拜在1966年发现油田，但是其石油存量远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且预计20年后即将枯竭，因此迪拜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寻找一条多样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利用其地处阿拉伯半岛中部、衔接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位置，迪拜充分鼓励对外开放。通过放开资本账户、稳定汇率（钉住美元），迪拜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除此之外，迪拜免除消费税、降低关税（6%）、且实行零配额的贸易制度，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出口并吸引来自全球的游客和高端人才。从2004年至2009年短短5年内，有3000亿美元的投资用来建设摩天楼、人造岛、高速公路、豪华酒店等，迪拜迅速发展成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是能源依赖型国家经济转型成功的优秀范例，值得“一带一路”地区其他能源依赖国借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工业化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地区，这些国家虽然大多为高收入国家，但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各国差距仍很大。根据世界银行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2014年被划入高收入国家的中东欧国家人均GDP水平平均仅为17353美元，这一数字远低于高收入国家42330美元的平均水平，以及欧洲其他高收入国家52127美元的平均水平。不仅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基数较低，中东欧地区的高收入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进程也相对缓慢，2013、2014、2015年的平均经济增长仅分别为1.1%，2.5%和2.6%。由于国内市场较小，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性强，而出口标的国主要为欧洲发达国家，因此金融危机后欧洲市场需求的萎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东欧各国的工业生产。除此之外，中东欧各国的主要产品为电信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化工产品等，这些传统工业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相对较低、行业密度较高、出口替代性强，因而在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涌现、全球贸易放缓的大趋势下，这些国家的产品面临滞销的风险，经济增长亟需寻找新的突破口。
传统工业化国家产业转型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否则这些国家将很难在发达国家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技术革新突飞猛进、计算机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传统工业的工业4.0时代，全球各地的工业化国家都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调整工业布局，在加强研发投入、提升本国优势行业的技术附加值的同时，充分利用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由于就业摩擦的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社会的阵痛， 而政府也应该加强对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培训，帮助工人们适应新一轮的全球工业革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一起，为中东欧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方面，中国应向中东欧国家学习先进的装备制造业经验引导国内的产能升级；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可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市场，加强与中国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以此弥补对欧元区国家出口的下滑。通过共同出资开展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如捷克与中国共同出资10亿欧元建设的“多瑙河-奥得河-易北河三河跨国运河项目”，欧洲甚至整个欧亚板块的经济网络将进一步联通，这将减少经济运行成本，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经济辐射圈将进一步扩大，这体现在多方面。其一，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将越发频繁，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其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将与日俱增，不管是通过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的方式；除此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周边国家将进一步增加与中国的金融合作，这包括构建区域货币互换机制以及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共同抵御潜在金融危机等。在2015年8-11汇改后，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货币均随着人民币的贬值而大幅贬值，从而保持对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东南亚、南亚、中亚各国大多被包含在“一带一路”沿线65国之内，且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这说明区域经济合作正越发密切，亚洲各国正变成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大中国经济圈。
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很多传统制造业行业，如鞋帽衣物、玩具塑料制品等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这促使中国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而另一方面，这也为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些国家将承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充分地开放港口、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以此降低贸易成本，更好地招商引资，为全世界提供低廉的产品和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产能合作和经济共赢，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就是加强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能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而更长远的意义在于完备的道路管网能更好地联通各国，降低经济往来的成本，实现大经济区的优势互补。事实上，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经验就是打破贸易壁垒，并利用大国优势，鼓励具备不同资源禀赋的各省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省间和省内贸易，共同服务于总体经济的增长。这一经验同样可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当中亚、西亚、北非各国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开拓新的服务业驱动型增长模式；东南亚各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得以发挥；中东欧各国的装备制造业竞争优势得以巩固；南亚各国在发展现代化农业基础上，积极探索出一条工业化道路，那么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产能合作并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通过互联互通，各国将更好地分享经济成果，在弥补其他国家短板的同时促进自身经济的增长，实现互利共赢，而这也将是未来10-20年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愿景。
[1]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此处选取2015年的相关数据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权重。
[2]此处借鉴世界银行以201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对世界各国经济状况进行的基本分类。具体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2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介于1026美元和4035美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国家，介于4036和12475之间的为中高收入国家，超过12476美元的高收入国家。
[3]在评价各国经济状况时，选取名义GDP总量的原因是该指标反映了一国的整体经济实力；选取人均GDP的原因是该指标反映了该国居民的富裕程度；选取GDP增速的原因是该指标反映了该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这三个指标基本可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4]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将GDP增速在7%以上的国家划分为高速增长国家，将增速在4-7%的国家划分为中速增长国家，将增速在0-4%的国家划分为低速增长国家，其余国家为负增长国家。
[5]本文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13-2015年的三年平均GDP增速，并根据负增长、低速增长、中速增长、高速增长这四个区间对其进行划分。
[6] 贸易占GDP权重指的是一国对外进口及出口的总和占该国当年GDP的比重，一般用作衡量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
[7] 新加坡作为相当开放的小型经济体，2014年其对外贸易占GDP的权重高达360%，显著高于位列第二名的马尔代夫（199%）；卡塔尔的人均GDP高达9.67万美元，显著高于位列第二名的新加坡（5.6万美元）。由于加入这两个个体会造成总体样本回归的偏差，因此将其舍去。
[8] 这里剔除的样本点为2014年人均化石能源保有量在10吨以上的国家，包括文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库曼斯坦这8个国家。
[9]塔吉克斯坦2014年的储蓄率数据缺失，因此取2013年数据作为替代
[10]大学毛入学率指的是所有年龄段的公民中完成中学学习，并成功被大学录取（不管是否取得大学学位）的公民占所有公民人数的比例。
[11]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课题组取铁路线路总长度占国土面积的比重来描述铁路密度，从而反映铁路基建的发达程度
[12]港口基础设施投资质量的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该数据的获得方式是问卷调查，港口质量指标范围为1-7，其中1为极差，7为极好，指标越高，说明港口质量越好
[13]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数据库，计算方式是取月度汇率数据，测算全年（12个月）的汇率波动性，并进行标准化处理。此处所取样本点为各国汇率波动指数在2013-2015年的三年平均值。
本文对各国收入水平的划分参考了世界银行的定义，数据来源为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