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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结构转型

发布时间: 2017-08-03  
 摘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实践经验均表明,一国或地区的发展问题更多是结构转型问题。基于对国家结构转型的界定,本文以制造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为落脚点,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和城镇化发展状况及其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对一带一路国家结构转型指数进行测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结构转型阶段。经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最后本文对一带一路国家结构转型挑战和机遇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一带一路;结构转型;工业化;城镇化;二元结构

结构一词最早来源于生物学领域,其涵义是指某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状态。在经济学领域,结构的概念有广泛应用。从 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从霍夫曼系数到钱纳里与赛尔昆的多国模型,结构转型理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涌现了一批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虽然结构转型是经济学领域的常用术语,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为研究需要,本章有必要对结构转型做出一定的概念界定。

一、对结构转型的界定

发展就是结构的成功转变,而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正是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实践经验均表明,一国或地区的发展问题更多是结构转型问题,尤其是经济结构、城乡结构转型问题。发展的最主要标准就是通过工业化使人均收入获得大幅度提高,如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工业生产在19世纪上半叶提高了400%。钱纳里等(2015)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可以被定义为随着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结构的全面变化。在工业化时期,国家经济结构由农业主导逐渐转移到工业主导,因此,发展的概念和工业化通常被认为是同义词。

从工业革命开始,工业化和城镇化便并驾齐驱,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反过来促进工业化推进。城镇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人及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转移的城乡结构转型过程。虽然部分发达国家正在经历逆城镇化,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等现象,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工业化与城镇化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这些国家发展重要的结构转型过程。因此本研究把国家结构转型限定在产业或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城乡结构转型的范围内。

从工业文明以来看,世界历史无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强盛。此前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表明:制造业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从制造业对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对总体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等方面的影响力来看,强大的制造业将为全球经济繁荣创造一条清晰的路径。因此,为体现代表性原则,经济结构转型以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衡量;而城乡结构转型用传统的城镇化率[2    ]指标衡量。综上,本章以城镇化率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进行综合评价。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显著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直接体现了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制造业占GDP的权重是衡量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制造业比重的迅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初级产品生产的相对重要性下降是结构转变的重要特征(钱纳里等,2015)。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状况进行区域和国际对比,有助于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现状及其特点。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区域比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行整理,得到的结果如附录1所示。可见,除中国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小于30%,大部分国家制造业占比在10%-20%之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2.79%,位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一。中亚和中东欧地区除个别国家外(中东欧地区的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超过10%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集中在20%-30%区间内,整体工业化发展势头良好,但区域内部制造业发展差异显著,既有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8.30%的泰国,又有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0.22%的东帝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0%-10%区间的国家大都分布在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如西亚北非19国中有8个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10%,工业发展成为制约这些地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

分析近25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1990-201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明显领先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也是中国数十年以来工业化快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步伐加快的重要表现;东南亚地区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2008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制造业发展遭受到一定得冲击,目前仍处于缓慢恢复阶段;中东欧地区工业化发展势头较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提升,且增长速度较快,领先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例如,波兰199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5.29%,而到2015年该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GDP17.66%,年均增长率达到4.9%,高于同期其他国家增长率。近年来,波兰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西亚、北非地区工业化不断推进,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南亚地区工业化进程在波动中徘徊不前,尤其是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工业化推进速度缓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结构转型表现较差的中亚五国和蒙俄两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国际对比

2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增长速度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年均增长率为1.4%。从绝对值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1994年超越了除中高等收入国家以外的其他地区,并在2015年基本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201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2.37%,中高等收入国家为22.39%)。199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7.82%,到2015年这一数字达到40.25%,表明在全球其他地区制造业发展势头减弱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发展势头强劲,代表了全球发展新动力。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国际对比(1990-2015

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从工业化进程角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呈发展势头良好,制造业占GDP比重绝对值甚至超过了发达地区国家,但这并不能简单的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发展已超过发达地区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并在服务业方面建立了优势地位。例如,2014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了77.98%,但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1.7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制造业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但在服务业方面和发达地区仍有很大差距,如制造业发展迅速的波兰,2014年波兰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6.25%,高于美国,但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9.9%,与美国相比差距显著。这就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更好地利用自身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生产链之中,主动赢得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期

城镇化的过程主要是指产业和人口空间集聚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产业集聚的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集聚特征最为明显的产业(贾兴梅和贾伟,2015)。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镇化发展。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区域比较

20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水平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其中新加坡城镇化水平最高,城镇化率达到100%,尼泊尔城镇化水平最低,城镇化率仅为18.24%(见附录2。按照诺瑟姆对城镇化发展三阶段的划分,图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可视化表达。由图可见,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集中分布在亚洲(包括中亚、东亚、南亚与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城镇化起步阶段的国家则集中分布于南亚地区,而城镇化稳定阶段国家分布则较为分散,以蒙俄、西亚和东南亚地区为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处在城镇化加速阶段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占国家总数的69.64%),其次为城镇化稳定阶段(占国家总数的37.50%),处在城镇化起步阶段的国家仅有5个,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基本跨越城镇化起步阶段,进入到加速或稳定阶段,其中大多数国家处在城乡结构转型的加速阶段。经计算,20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城镇化率为46.83%,这一数据也验证了上述结论。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率空间分布(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制图

从内部区域看(如图4所示),一带一路各区域间差异显著,蒙俄两国城镇化率达到73.87%,而南亚八国城镇化率仅为32.60%,绝对值相差达41.27个百分点。中国则超过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水平,位于65国的中上游。此外,除蒙俄两国以外(蒙俄两国城镇化水平与欧洲相当),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的城镇化率普遍低于发达地区。其中,南亚和中亚城乡结构转型更为落后,城乡结构转型整体水平尚不如非洲地区,中亚五国城镇化率也仅略高于非洲地区(2014年非洲城镇化率为40%)。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内部对比(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国际对比

1960-2014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率为1.34%,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高0.9%。虽低于亚洲和非洲国家增长速度,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结构转型仍存在速度上的相对优势,如何抓住城乡结构转型快车道的机遇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与不同收入国家的对比(1960-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通过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对比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水平略低于中等收入国家,高于中低收入国家,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结构转型仍落后于中等收入国家,且与高收入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从地域角度看,20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世界城镇化率为53.4%),略低于亚洲地区,与北美、拉美、欧洲及大洋洲地区差距较大,仅高于非洲地区(如图6)。这表明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结构转型已进入加速发展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对落后,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印度为例,2014年印度城镇化率仅为32.37%,全国近13亿人口中有大约8.8亿人口仍然无法到达城市的生活水平。 

 

 

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的国际对比(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综合分析

基于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城镇化率两指标的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结构转型指数进行测度(结构转型指数由百分制标准化并加权平均得到),以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综合状况、区域差异及其变动趋势。

(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排名

由附录3可知,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结构转型指数排名前五的国家相对稳定,分别是新加坡、白俄罗斯、中国、马来西亚和捷克,其中,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最为成功和成熟的国家。新加坡城镇化率达到100%,排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位。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导致了结构转型指数略有下滑(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20.3%下降到2014年的19.4%),但新加坡的结构转型指数仍稳居第一位;结构转型排名后五位的国家同样相对稳定,分别是不丹、也门、阿富汗、马尔代夫和尼泊尔。其中,尼泊尔结构转型指数较低,并呈现一定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5.50下降到2014年的4.38),排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倒数第一位,与其他国家差距较大。2014年尼泊尔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5.6%,排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倒数第八位;第一产业占比以及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居 65个国家的第一位(分别为34.3%66.5%),过大的农业比重束缚了尼泊尔人口由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导致其城镇化率仅为18.24%,位于65个国家倒数第一位;较低的农业生产效率也导致其人均GDP701美元仅高于阿富汗的664美元,位列倒数第二。

从代表性国家来看,中国在2014年结构转型指数超越白俄罗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排名第二。虽然中国在城乡结构转型方面与白俄罗斯存在一定差距(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4.4%,白俄罗斯为76.3%),但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具有优势(201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2.8%,白俄罗斯为24.2%),2010-2014年间中国工业化年均增长速度为4.4%黄群慧,2015);俄罗斯结构转型指数居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上游水平,但近年来其结构转型有放缓趋势,结构转型指数从2010年的第19位下降到2014年的第23位,结构转型指数由2010年的51.26下降到2014年的50.86。按照诺瑟姆对城镇化阶段的划分,俄罗斯城镇化在1981年便进入了城镇化稳定阶段,1981-2015年间俄罗斯城镇化率仅提高3.8个百分点。此外,俄罗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维持在13%左右;印度结构转型指数居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下游,且有进一步下滑趋势。印度结构转型指数由2010年的28.03下降到2014年的24.81,下滑幅度较大。印度城镇化率虽然逐年稳步提升,城乡结构转型态势良好,但印度产业结构轻质化,服务业占比较高,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14.6%下降到2014年的12.6%),表明其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转型压力较大;缅甸和越南结构转型指数居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下游,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结构转型指数排名呈上升态势,分别从2010年的第4046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3541位,结构转型指数由2010年的37.6433.89上升到2014年的40.0836.98。两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提升,城乡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稳步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齐头并进。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阶段

可将20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结构转型初期(0 <结构转型指数 < 35)、结构转型中期(35 <结构转型指数< 75)、结构转型后期(75 <结构转型指数< 100)。其中,结构转型中期的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占比为67.69%),其次为结构转型期国家,占比为30.77%,结构转型初、中期国家相加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达98.46%,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转型初或者正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且大多数国家处于结构转型中期。由图7可以看出,结构转型后期的国家仅新加坡一国;中国和白俄罗斯结构转型指数达到70以上,处在国家结构转型的中后期;俄罗斯则处在国家结构转型中前期,且近年有结构转型退步的趋势;受工业化进程缓慢的影响,印度仍然没有跨越结构转型的初期阶段,甚至出现了一定退步态势;而尼泊尔则徘徊于结构转型初期,结构转型任重道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阶段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结构转型初期国家集中分布在南亚和中亚地区。中亚5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推进速度缓慢,甚至出现退步的态势(如哈萨克斯坦,该国2010年城镇化率为53.7%,而到2014年城镇化率下降为53.2%);南亚地区是结构转型初期国家的集中分布区,一带一路沿线结构转型初期的20个国家中7个国家分布在南亚地区,且南亚8国中仅有孟加拉一国跨越结构转型的初阶段进入中阶段,该地区结构转型压力较大;东南亚地区内部国家结构转型差异较大,既有结构转型后期的新加坡,又有结构转型期的老挝和柬埔寨,三个结构转型阶段在该地区均有分布。

 

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阶段划分

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二元结构问题突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是刘易斯(1954)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后经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发展成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该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强大的、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弱小的、以现代化方法生产的、高效率的城市工业部门,由于城市中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远高于农业部门,因而,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从而工业部门不断壮大,农业部门生产率不断提高,最终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二元结构消失,变成一元经济的过程。

8中,主坐标轴表示非农人口占比(也即城镇化率)和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包括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次坐标轴表示农村人口占比和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可以看出,除新加坡和卡塔尔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问题。大部分国家农村人口占比要高于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而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大于非农人口占比,这表明大量的农业人口创造了较少的产业增加值,体现出农村低下的生产效率;与之相比,非农人口创造出比非农人口占比更高的产业增加值,体现出城市较高的生产效率,同时也说明了显著的二元结构特征,也即落后的农业生产与高效的城市产业共存的局面。以斯里兰卡为例,该国农业人口占比达到81.68%,而其农业增加值占比仅为8.56%;而非农人口占比仅为18.32%,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91.44%

 

 

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二元结构问题(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中最主要的特征(邵晖,2013,主要表现为:落后的农业与工业化并存,少数城市的快速增长与区域不平衡发展并存等等。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结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各类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的现象。当城镇化快速推进时,城市人口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大量的人口在少数城市过于集中,这使得城市内出现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就业岗位的短缺,很多人处在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过度城镇化问题严重。过度城镇化引发的城市贫困问题,严重阻碍城乡结构健康转型。这种不良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在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很突出,特别是菲律宾、泰国等。

此外,以印度为例,印度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房价很高,高房价与大量贫民窟并存,城市二元结构明显。以孟买为例,当前孟买平均房价超过10000美元/平方米,在全世界都属于高房价第一方阵。孟买房价并不是供给迅速增长和供销两旺局面下的高房价,而是现代化的住房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的高房价。这种格局给周边的贫民窟土地价格提供了误导性的过高的参照系。畸高的房价和大量的贫民窟占地,形成了恶性循环。房价畸高导致贫民窟拆迁安置重建困难重重。因不能对贫民窟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得整个城市有效土地供应就极其短缺,从而不断加深城市二元结构(肖万春和豆小红,2015)。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关联的,缺乏工业化的城镇化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工业化的发展有赖于城镇聚集效应的发挥。但一般来说,在城镇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往往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到了城镇化的后期阶段,服务产业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对城镇化率的贡献份额将大于农业和工业,因此,在城镇化的初中期,会形成工业化率高于城镇化率的格局,而到了后期,城镇化率将高于工业化率。如新加坡已经完成城镇化进程,其城镇化率是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4倍(如图9)。2014年世界城镇化率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比值是1.95,美国为3.94,法国为4.05,英国为3.93,德国为2.48,日本为3.35。与发达国家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明显滞后与工业化,表明工业化并没有发挥好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没有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突出的二元结构问题。其中不丹、柬埔寨、斯里兰卡、越南等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比值小于1,属于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二者协调性较差,不利于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9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工业化与城镇化(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附录4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率与工业就业占比和工业增加值占比的相关性较低,也即,城镇化率高的国家工业化水平不一定也高;城镇化率较低的国家工业化水平不一定低。以斯洛文尼亚为例,该国工业就业占比和工业增加值占比均达到30%以上,但其城镇化率仅为49.7%。另外,除个别国家外,大部分国家服务业就业占比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工业就业占比和工业增加值占比,表明服务业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显著,甚至超过了工业,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加快服务业发展。此外,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城镇化率相关性较弱,非农就业占比与城镇化率相关性较强,也即城镇化率与产值结构的相关关系较就业结构弱。以斯里兰卡为例,该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91.4%,但其城镇化率仅为18.3%;再如印度,该国非农就业占比仅为50.2%,城镇化率也仅为32.4%。表明,仅仅依赖提高非农产业增加值无法对城镇化的推进起到决定性作用,工业化对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就业的拉动效应,应该对提高非农就业给予足够的关注。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渴望,使得许多国家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忽略了环境污染代价,导致水和空气的质量低于适宜生存的底线。环境治理措施的失效直接导致大量生产污水和废气不经净化直接排放到环境中。许多城市贫困家庭卫生设施的欠缺,家庭污水往往直接排放到河流或地上,严重污染了水源。另外,城市人口的膨胀带动了机动车的迅速增加,而汽车尾气排放量给城市空气直接造成污染。而结构转型的推进必须遵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规模庞大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市民生活质量和自然环境为代价。

另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城市空间体系不合理,城市首位度[3]过高等问题导致无法实现城乡以及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也是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例如印度尼西亚,其城市布局过分集中,城市发展主要集中在爪哇岛的苏门达纳雅加达巴里班东城市走廊地区。据统计,印度尼西亚4500万城市人口中约有80%居住在这一走廊地区,所有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及约有80%的城市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有的地区的平均城镇化率都高于全国水平,相反在广大外岛地区,城市却很少,城市人口也很少,这样的畸形发展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健康发展。

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的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也是从点到面的过程,而城镇化则是其中关键一环,也是拉动其他方面发展的重大引擎和重要抓手。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条或者多条连接欧亚大陆的经济大通道,而城市便是经济大通道的重要节点。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网络节点,城市中聚集着复杂的组织指挥系统,是各种资源和要素的密集区,因此一带一路的前景最终落脚点在于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多属于各个文明的交汇密集地带,有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问题,各国之间在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意味着各国在城乡结构转型方面的制度设计有会所不同。如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对话与互动交流,将城镇化发展引入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包容开放的健康发展轨道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挑战。

从经济结构方面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各自传统优势产业,如中亚地区重工业、军事工业,尤其是能源工业具有自身优势,农业及其他产业也有广阔空间,但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亟待优化。西亚、中东、东南亚地区战乱与动荡不断,使得农业凋敝,人民生活艰辛困苦,进一步导致国家动乱,造成恶性循环,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在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上,如果仅以资源开发当作支柱产业,虽然能够使经济总量增长,但制造业发展对外依存度过高,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能惠及更多的国民,从而无法激发经济活力,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推动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所在国国民,将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挑战。


(二)机遇

正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各国城乡结构和经济结构分别处在不同的转型阶段,这才为各国互补发展、协同共进提供可能性。中国与周边国家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和港口设施,并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中国将利用自己的经验,通过诸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载体向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将为沿线国家城镇化进程铺平道路,并加速沿线国家城乡结构转型。

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将会促进和激发我国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活力。一带一路倡议将与京津冀一体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等,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形成互动,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动全国人口和城镇化布局更加全面均衡发展。《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根据一带一路走向,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按照经济走廊方向,加强毗邻沿线地区城镇发展重点区的联系与合作,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城镇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产业特点差异显著,形成了区域分工和合作的基础,而沿线国家不同的工业诉求和利用追求是合作趋于良性、合理的动力源泉。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中国对其他沿线国家的工业诉求给予积极回应,以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为最终目标,建立双赢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造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愿景与行动》开展产业合作要重视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一方面挖掘贸易新增长点,拓展相互投资领域,从农林牧渔、能源等传统产业到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深化彼此创新合作新模式。同时,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蔡继明:《 “一带一路” 与新型城镇化》,载于《福建理论学习2016年第1期。

[2] 郭克莎:《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3]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2015年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的讲话。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506/t20150630_710179.html

[4] 黄群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 霍利斯·钱纳里谢尔曼·鲁宾逊摩西·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

[6] 贾兴梅贾伟:《中国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的空间效应分析》,载于《财经科学2015年第1期。

[7] 邵晖:《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中的问题及对中国的启示》,载于《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32期。

[8]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 肖万春豆小红:《国外破解 “两个二元结构” 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主要做法与启示》,载于《经济界2015年第1期。

[10] 赵可金:《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附录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4

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附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附录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构转型指数及其排名

 



 

 

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世界银行(WDI),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附录4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工业化与城镇化(20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①由于世界银行数据缺失,中国工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占比来自2015《中国统计年鉴》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数据

②由于数据缺失,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013年数据

[1]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2]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
[3]“城市首位度”的含义是一国(地区)范围内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表明某国家或地区首位城市的集聚程度。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2%,该国家主要城市结构趋于正常、集中适当,当城市首位度大于2%时,该国家主要城市的结构则出现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


转自《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15期第160—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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