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环境保护

    转自《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15期第104—120页 

    摘要:生态环境保护是目前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绿色发展也早已列入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出要“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本文选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森林覆盖率数据,百分制标准化并加权平均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指数。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指标数据,从地表基础条件、生态环境系统、碳排放情况和环境治理能力四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现状作出详细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严峻,面临着环境基础差、负担人口多、环保能力弱的现状。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发展阶段差异大、合作制度缺失、环境制度壁垒三大问题。因此,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保合作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发展

 

引言

作为21世纪的一个全球热点话题,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持续发展观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广泛认同。不同于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发展模式,新的发展观更多地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地球的生态环境,这与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追求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发展观是内在一致的。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存在外溢的特点,一国的环境不但直接影响本国人民的生产生活,诸如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还会对周边的国家造成影响,这也成为了区域合作中的隐患。

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之一,只有坚持保护环境才能使区域关系和谐,实现互利共赢。具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有以下三点。

首先,生态环境保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些国家以全球31%GDP总量供养着全球62%的人口,所以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需求强烈。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环境却十分脆弱,据本报告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土地类型中荒漠占比为15.95%,比世界平均水平(10.54%)高出50%左右。全球58%的荒漠(裸地)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1]。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建设的艰巨性与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形成了强烈对比。脆弱的自然环境制约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承载力。西方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已经被证明是无法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的,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才能实现边发展、边治理的新型发展模式,并避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耗过多的自然资源。

其次,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最大公约数。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我国提出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各国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宗教文化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也不相同,所以各自追求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都有很大差异。但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人们对于良好的生活环境的追求却是相同的。因此,环境保护就成为了各国合作中无可置疑的最大公约数。把握好环保这一主线,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国际合作中寻找到共识,并打开合作的大门。

最后,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大国形象的重要手段。2015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绿色化并正式确立五化协同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下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通过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可以将绿色化的生态文明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持续的国际影响力,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国际上长期存在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将 一带一路倡议描述成为掠夺沿线国家资源的新殖民主义。而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的协调,让沿线各国共享经济发展和绿色生态的效益,则是对这种中国威胁论最好的反驳,也可以减少沿线国家的忧虑,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环境概况

(一)指标解释

为了简洁精炼、抓住重点,我们只选取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森林覆盖率两项指标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指数测算。森林是地球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生物群落,它能有效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同时还是保障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森林系统集中反映了植物、动物、土壤、淡水等重要环境要素的状况,与这些环境要素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我们选取森林覆盖率作为反映一国自然环境的指标。全球变暖是目前地球生态环境最重要的问题,而据测算,二氧化碳对全球变暖的作用超过50%,因此,我们选择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指标,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本章我们基于发展指数中选取的两项指标,结合其他一些相关的指标,从地表基础条件、生态环境系统、碳排放情况和环境治理能力四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态环境做出评价。

(二)地表基础条件

陆地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良好的地表条件是一国发展的重要保证,而森林和荒漠是两种重要的地表覆盖物,前者反映了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潜力,后者反映了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表基础条件相较全球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主要问题是荒漠化严重,人均森林储量不足。除此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地表基础条件差异较大。南亚地区的地表基础条件水平较低;蒙俄地区的森林资源充裕;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地表资源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地表资源禀赋各有优势,整体基础较好;中国的森林资源较为紧张,荒漠化情况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明显,还需要长期治理。

1.荒漠化情况严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欧亚大陆,总国土面积占到全世界总量的38%。然而,该区域的荒漠化问题严重,荒漠化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0%,全球58.15%的荒漠化土地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1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森林资源和荒漠化率对比(2014年)

区域

人均森林面积(公顷/人)

森林覆盖率(%

荒漠化率(%

世界平均水平

0.57

30.85

10.5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水平

0.33

28.97

15.95

蒙俄

5.89

46.28

0.08

东南亚

0.35

48.79

0.05

南亚

0.05

17.75

12.64

中亚

0.18

3.03

13.53

中东欧

0.30

26.05

0.32

西亚北非

0.06

2.87

65.20

中国

0.16

22.19

27.1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蒙俄、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地表植被覆盖情况较好,基本不存在荒漠化问题;南亚地区由于人口众多和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因此荒漠化率较高;中亚地区虽然草地资源丰富,但由于近年来的过度放牧,草地被侵蚀的现象严重,这也成为未来土地荒漠化的潜在隐患。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荒漠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和中国。西亚、北非地区由于气候地理原因,荒漠化率达到了65.20%,然而,由于当地化石能源丰富,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发展受限并不大。中国的荒漠化土地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加大水土保护力度,自2004年以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连续3个监测期双缩减”[2],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森林资源总体匮乏,差异极大

在森林资源方面,一带一路地区总体相对匮乏,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较大。2014一带一路地区森林面积共计1279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森林面积的31%,人均森林面积为0.33公顷,仅是世界平均水平(0.6公顷/人)的一半左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俄罗斯的森林面积占一带一路地区总森林面积的一半左右,森林覆盖率也达到37.47%。其中,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针叶林和混阔叶林,其森林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占全世界森林总储量的22%。东南亚地区水热资源丰富,区域内覆盖了大量的热带雨林,森林覆盖率同样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6.91%)。但由于东南亚地区有人口众多,因此人均森林面积(0.35公顷/人)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南亚地区因过度砍伐,森林面积大量减少,因此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中亚地区气候干燥,不适宜树木生长,草地成了区域内主要的地表类型。西亚地区气候炎热干燥,环境恶劣,植被稀少,荒漠化率达到65.20%,因此成为一带一路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人均森林面积最少的区域。中国森林面积总量较大,但人口基数大,人均森林面积较小。

(三)生态环境系统

生态环境是人类与生物和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总和,是吸引人口居住、资金投入的主要构成要素。虽然生态环境获取成本非常低廉,但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评价生态环境系统既要关注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贡献能力,又要体现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强度和利用水平,还需注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因此,本节中从生态环境基础、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态环境保护三方面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水平。

1.生态基础——南北较好,东西较弱

对生态环境的基础,我们将主要通过考察生物多样性并结合森林面积来进行探讨。生物多样性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更体现了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效益指数0 = 无生物多样性潜力,100 = 最大),我们将得分0-1的国家分列为生物多样性低水平国家、得分1-10分列为中等水平国家、得分10-100分列为高水平国家。

 

2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物多样性水平情况比较

区域

国家总数

高水平国家比重(%

中等水平国家比重(%

低水平国家比重(%

世界

207

14.5

45.4

40.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64

10.9

34.4

54.7

蒙俄

2

50.0

50.0

0.0

东南亚

11

45.5

27.3

27.3

南亚

8

12.5

87.5

0.0

中亚

5

0.0

80.0

20.0

中东欧

19

0.0

5.3

94.7

西亚北非

19

0.0

31.6

68.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由表2可见,一带一路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的国家占比比世界水平低了4个百分点,而生物多样性为中等水平的国家占比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1个百分点。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基础条件十分薄弱。东南亚地区是生物多样性水平最高的地区,生物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国家有5个,占国家总数的45.5%。南亚和中亚地区多样化程度中等以上水平的国家占到绝大多数,总体水平良好。中东欧地区和西亚北非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较低,特别是中东欧地区,仅土耳其一个国家处于中等水平,其他国家都在低水平行列。

综合考虑森林面积和生物多样性水平,我们发现东南亚和蒙俄地区的生态环境基础条件最佳,具有较高的环境资源潜力。南亚地区的地域广阔,总体生态资源较好,但由于环境承载的人口数量过大,生态潜力有限。中亚地区虽然生态环境基础条件一般,但人口基数小,发展潜力较大。而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环境基础较差,人口数量也较多,因此环境压力最大。

2.空气污染——污染程度的地区差异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空气污染水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总的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氮氧化物排放水平是0.29CO2当量/人,远低于全球0.44CO2当量/人的平均水平。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有46个国家PM2.5浓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1.71微克/立方米。尽管总体水平不高,但有个别地区却存在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比如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饱受细颗粒物(PM2.5)污染的困扰,而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则主要受到氮氧化物的污染。下文分别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PM2.5和氮氧化物污染状况。

PM2.5污染方面,尽管一带一路地区整体污染水平相对较低,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PM2.5标准[3]来看,能达到或接近安全水平的国家数量只有4个。大部分国家处于过渡期的12阶段,而处于高污染水平的国家高达22个,空气污染形势严峻。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M2.5污染情况

标准阶段

PM2.5年均值(μg/m3)

一带一路沿线达标国家个数

未达标

35

22

过渡期目标1

35

10

过渡期目标2

25

29

过渡期目标3

15

2

准则值

10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PM2.5较低的国家中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占到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大多临海,空气扩散条件优越,以旅游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减少了工业污染。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环保标准严格,污染企业较少。反观PM2.5较高的22个国家,其中有11个国家位于西亚北非地区,6个国家位于南亚地区。除了受制于地理条件,空气扩散条件较差以外,这两个地区过分依赖石油化工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也是导致颗粒污染物偏高的重要原因。

在氮氧化物污染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氮氧化物总排放占全球排放量的46.61%,其中中国排放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排放总量的39.93%,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为0.33CO2当量/人水平,低于全球0.44CO2当量/人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PM2.5污染程度较轻的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受氮氧化物影响却很大。东南亚地区以2.4亿吨CO2当量的二氧化氮总排放量位于一带一路各大区的第二位,仅次于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的总排放量紧随东南亚之后位列第三位。从人均来看,中东欧和东南亚分别是0.55CO2当量/人和0.4CO2当量/人,远远高于南亚地区的0.18CO2当量/人的水平。西亚、北非无论是在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中国在PM2.5和氮氧化物污染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3.自然保护水平较低

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差异很大,环境保护政策不尽相同,因此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各国的自然保护水平。自然保护区是国家最为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域,而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则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

以自然保护区拥有量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保护水平相对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保护区面积为0.12公顷/人,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为10.1%,这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81%)。一带一路地区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需要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水平为主要任务,因此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都相对较低。

 

在区域内部,蒙俄两国由于地广人稀,人均保护区面积远超过区域内其他国家,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中东欧和西亚北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自然环境基础一般,因此对于环境保护的投入较大,两地区的自然保护区面积都在全球平均水平左右,远超过一带一路其他地区;东南亚由于地狭人稠,人均保护区面积只有0.05公顷/人,远低于一带一路地区平均水平;中亚地区地广人稀,人均保护区面积(0.25公顷/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受限于经济能力和环保意识,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是区域内最低的;情况最为严峻是南亚地区,南亚拥有一带一路各地区中最多的人口,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很低,人均保护区面积只有0.01公顷/人,自然保护区占比也只有4.54%的水平,两项指标都垫底;中国在自然区保护力度上的投入较大,自然保护区占比在一带一路区域中相对较高。

(四)碳排放情况

碳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目前共同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人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先后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20164月,《巴黎协定》确定了各国节能减排的长远目标是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在各种碳排放物质中,二氧化碳是影响最大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为人类对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耗,它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度在5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不仅直接影响气候变化,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地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本节中我们选取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全球环境的总体影响程度;选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人类活动对于气候的相对影响程度;选取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了经济活动的能耗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增长显著。在考察期的5年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53.9%5年总增长率为23.1%,远高于全球13.1%的平均增速。虽然人均排放量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单位GDP碳排放量比全球平均水平高50%。在20164月《巴黎协定》的签署仪式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超过10个国家没有签署,其中中亚五国,西亚地区如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科威特等重要产油国没有参与《巴黎协定》的签署,这显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性。

一带一路区域内部,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中国的碳排放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排放总量的50%5年累计碳排放增长了34.53%(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尽管人口基数庞大,但中国的人均碳排放也处于较高水平。2014年中国的单位GDP碳排放(0.87千克/美元)排在仅次于中亚地区的第二位。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以高能耗行业为主要驱动力。

除中国之外,西亚北非以及中亚地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碳排放形势较为严峻的地区。西亚北非地区是世界主要的产油区,石油化工是传统的支柱产业,对石化行业的依赖导致人均碳排放和单位GDP碳排放都居于中高水平。受制于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西亚北非依赖石油资源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中亚地区在2010年左右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伴之而来的便是高速增长的碳排放。据统计,2010-2014年内间,中亚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34.22%,单位GDP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分别居于各区域中的12位。虽然该区域的碳排放总排放量并不大,但这样粗放的发展模式让人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所担忧。。

除了以上三个区域外,其他地区的碳排放情况相对较平稳。其中,南亚由于人口众多,碳排放总量较大,在考察期内总体水平已经接近西亚北非地区,并且增长速度(16.49%)远高于西亚北非地区,单位GDP碳排放(0.84千克/美元)也处于相对高位。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南亚将成为一带一路碳排增长量最大区域之一。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都不以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为主导,因此两地区碳排放水平相对较低,增速也相对缓慢。

 

(五)环境治理能力

环境治理能力是指人们为了得到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或可能的污染破坏而采取的相应的预防与治理的能力。通过环境治理可以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改善环境状况,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环境治理体现了人们主动适应、改善环境的能动性,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环境治理主要包括环境安全和资源管理两方面。本节中我们选取了获得改善水源人口所占比重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比重两项指标。水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卫生的饮用水源是一个区域内人们健康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用获得改善水源人口所占比重可衡量环境安全。在资源管理方面,化石能源的不可持续性促使人们调整能源结构,由传统的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因此,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的比重可用来衡量资源管理的科学合理性。

1.饮用水安全基本达标

在饮用水卫生方面,一带一路地区整体优于世界水平,有92.78%的人能获得改善水源,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个百分点。虽然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部分区域的清洁饮用水比例仍然低于世界平均值,饮用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在区域内部,气候干旱、发展落后的中亚成为了饮用水安全情况最差的地区。中亚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主要水源位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境内,而水资源贫乏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人均淡水拥有量仅分别为264毫升和531毫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都属于严重缺水国家。同样是干旱缺水的西亚北非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临海,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实施了大量海水淡化工程。目前这一地区的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五国的海水淡化装置总产水量占全球总量的44.3%,而以色列70%以上的用水均来自海水淡化。先进的技术水平和有利的地形条件使得该区域超过95%的人口能喝到健康的饮用水。

东南亚和南亚的饮用水安全情况也不容乐观。尽管这两个区域的降水量都相对充足,但降水季节分配不均。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水寒灾害愈发严重。除此之外,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水利设施覆盖率极低,广大农村人口难以获得卫生的饮用水,因此东南亚、南亚地区获得改善水源的人口占比在一带一路地区排位靠后。

俄蒙两国的饮用水安全达标情况差异很大。俄罗斯由于地广人稀,加之苏联时期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饮用水卫生情况非常好,安全饮用水人口达到96.9%。而蒙古气候干旱,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导致牧民难以获得固定良好的固定水源,因此安全饮用水人口仅有64.4%,饮用水安全情况十分严峻。

最后,中东欧各国的水资源较为丰富,且因为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卫生的饮用水。中国改革开放后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较好的饮用水条件,但由于面积大人口多,广大农村地区供水仍然困难,因此中国饮用水安全基本与一带一路地区平均水平持平。

 

2.可再生能源利用

资源的管理能力是环境治理能力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化石能源的耗竭和污染物排放,人们开始发现和挖掘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而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重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资源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重为17.5%,略低于18.12%的世界平均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很多国家的能源储备较为丰富,而由于传统能源消耗的成本较低,这些国家缺乏改善能源结构的动力。诸如在化石能源丰富的蒙俄地区、中亚地区和西亚北非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占比都非常低。而在人口基数大,化石能源缺乏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8.62%40.38%,其中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达到国家总能源的一半以上。南亚纬度低、处在季风区,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加之南亚的人口众多,化石能源缺乏,因此南亚的能源结构发生了积极的调整,目前,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最高的地区。中东欧地区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率较低,这主要是区域内部分国家具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毗邻资源储备丰富的俄罗斯。具有稳定的化石能源供给,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改变能源结构的动力。中国十多年来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化石能源增长迅速,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尽管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开发新能源,但总的来说可再生资源利用率仍然较低,仅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

 

二、“一带一路”环保合作现状与问题

 

(一)发展阶段决定环保定位差异

环境是一种公共品,当每个行为主体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尽量多地使用环境资源,且并不为之付出成本时,极易引发的后果就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这便是典型的公地悲剧。在一带一路范围内也同样存在环境保护的矛盾。在20164月,全球有包括一带一路大多数沿线国家在内的超过170个国家签署控制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然而,中亚五国和中东几大产油国都没有参与这一协定的签订,可见在控制碳排放这一重要环境问题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产生巨大的分歧,这样的分歧不仅会影响到一带一路的环境合作,甚至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

各国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并展开广泛的合作以破解公地悲剧,但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利益诉求的不同,各国在环保方面的合作也面临重重阻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等国人均GDP水平超过10000美元;但区域内也存在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经济弱国,如塔吉克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富国对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健康的追求已经超过GDP 增长,而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设置过高的环境标准对于它们来说是不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环保目标存在差异,这样的目标差异无疑增加了各国实现环保合作的难度。

在经济发展结构方面,各国差异也非常大。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环境条件优越,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和服务业,污染物排放水平较低,实施环保的难度较低。而中亚和中东国家,自然环境相对恶劣,长期依靠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采掘、加工支撑国内经济发展。污染物排放水平始终较高,如果严格控制排放无疑会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这些国家没有选择签订《巴黎协定》的重要原因。环境的公共用品属性和各国复杂的发展情况和利益诉求,共同决定了一带一路地区环境保护合作的艰巨性。

(二)环保合作机制缺失

环境保护需要世界各国协作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环保合作就涉及到各个国家集体行动。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中个体理性不一定能保证实现集体理性,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体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在环境保护中,即使合作国家有一致的目标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也会尽量减少自身所负担的责任,例如如在减排方面,各国都不愿意牺牲本国经济发展空间和居民生活水平,都希望本国承担更少的减排量,而其他国家更多地减排。最后各国相互推诿导致合作难以达成。奥尔森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4]。因此,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机制是实现区域环保合作的重要条件。

总体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合作平台还远未构建成熟。区域多边或者双边的合作机制不到位。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而设立的组织,有的只是在一些区域性的合作组织下设相关的环保协调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或是一些综合性论坛下的分论坛,如欧亚经济论坛生态合作分会。针对区域环境保护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环境保护组织,将各国之间多边环境条约置于该机构之下, 对各个国家形成一定的强制力,来保障环保措施的实施, 同时协调不同国家间的冲突, 构造起协调统一的国际合作机制。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地域跨度极大,各自面临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建立这样的环保组织成本极高而收益有限。因此,选择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环境协调机制,加强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调区域环保机制之间矛盾,是比较切实可行的选择。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环保政策方面也存在极大的差异,不同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也存在差异。区域内欧洲国家和西亚石油富国对于环境保护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一些后发国家环保标准则相对较低,这就会对区域内环保合作造成制度性的障碍。

(三)环境制度壁垒明显

经济贸易合作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基础,也是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但从历史经验看来,国际贸易,特别是产业转移,通常也会带来污染的转移。因为先发展的国家倾向于将国内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后发国家生产,从而造成承接国产生环境问题。由于国际商品贸易量增加及低端层次产品中隐含的原产地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国际贸易可能会引发污染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较低引发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则会使得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CopelandTaylor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国家环保政策的严苛程度会影响相关产业的布局、转移和生产,即污染天堂效应确实存在[5][6]。因此如何避免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是一带一路环保合作的关键点。

另外一方面,各国的环保要求也会反作用于经贸合作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制定政策和法规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由于近年来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多地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希望生产过程中采用更高水平绿色技术和更加严厉的环保标准,而政府通常会采取绿色准入标准和碳关税等非关税壁以实现这些目标。同时国际贸易中一些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原因常常会以污染为由对外来投资进行抵制和排斥。因此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却成为了阻碍自由贸易的绿色壁垒。例如,中国出口欧美的纺织产品一直以来受到相关严苛的环保标准影响,据商务部科技司统计,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因绿色贸易壁垒造成的损失,自2000年开始每年都在10亿美元以上。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当地民众广泛存在的邻避效应,国际贸易存在跨国污染转移往往会造成贸易合约或者投资项目的失败,甚至出现国家层面的环境外交危机。2010年开工建设的中缅铁路原计划2015年建成通车,但在2014年因缅甸公民组织和铁路途经地区居民抗议铁路修建引发当地生态环境问题而搁浅至今。因此,环境制度是一带一路合作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尝试在区域内建立起统一的环境协调制度不仅是对保护自然环境的措施,也是经贸合作乃至其他各项合作顺利开展的基础。


三、“一带一路”环保展望

 

(一)环境压力较大,环保需求紧迫

从前文对于一带一路地区环境状况的分析来看,一带一路地区环境总体状况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森林资源、荒漠化率和生物多样性等基础环境条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区域内荒漠化问题严重,荒漠化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成为制约区域内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设立生态保护区、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等体现人类对环境利用水平的指标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着环境基础差、负担人口多、环保能力弱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区域内大多数国家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发展水平较低。这一方面减小了当前环境污染的压力,同时也意味着随着区域内国家的发展,一带一路地区将承受更多的环境压力。可以说,当前一带一路环保压力才初露端倪,如果不采取适当保护措施,区域内的环保问题将随着经济发展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行动计划。近年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跨境环境问题多发,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明显增加,如中国-东盟环保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保护合作等;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大多都签订了要求对项目和规划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埃斯波公约》和要求公开环保信息的《奥胡斯公约》。

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的凸显,环境保护和国际环保合作正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视,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将是在绿色环保的基础上的发展,环保合作也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

(二)中国迎来环保的机遇和挑战

由于各国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在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中,环境保护就成为了无法绕开问题。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环境标准较高,对于中国企业投资形成一定的环境壁垒。另外,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投资将会承担更大的环保压力。因此,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将会对中国企业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不仅如此,中国目前面临着比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行,传统企业向绿色化转型升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内外双重压力,中国企业也将迎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这一转型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也关系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经济的转型。

在看到传统企业因为环境原因艰难转型的时候,一些致力于环保的新兴企业却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环保需求日益增加,环保产业市场不断扩大。海湾国家水资源紧缺对于海水淡化的需求量巨大,南亚国家部分工厂污水处理依赖中国企业,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也有很大空间。进入21世纪后,我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统计,我国2014年环保企业50734家,而在2005年环保企业数量只有2764家。我国环保产业具有成本低、效果好、技术适应力强的优势。近年来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主要的环保技术与产品可以基本满足市场需要。加之,随着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环保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在资金层面获得更多的支持。因此,环保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绿色发展,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地区是世界各大文明交汇碰撞的区域,同时也是全球发展中人口最集中的地区。目前这一区域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中东地区迅速蔓延的极端恐怖主义势力,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持续紧张,南中国海局势愈发复杂等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情况成为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要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不稳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是唯一的路径,这里的发展也绝不是盲目地扩张和资源掠夺,而是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是核心要义,而实现绿色发展、普惠发展是其中重要内容。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在贸易投资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关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在未来的发展状况,更是实现世界稳定和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关键所在。坚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中国,有能力也有机遇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追求生态文明,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由此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工作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叶琪.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环境冲突与矛盾化解[J]. 现代经济探讨,2015,(05):30-34.

[2] 郭建平, 李凤霞. 中国生态环境评价研究进展[J]. 气象科技, 2007(02):227-231.

[3] 任志远黄青 Author. 论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4(02):11-17.

[4] 董战峰, 葛察忠, 王金南, .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实施框架[J]. 中国环境管理, 2016(02):31-35.

[5] 王洛忠, 张艺君.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J]. 中国环境管理, 2016(04):60-64.

[6] 薛志华. 绿色一带一路的若干依托因素[J]. 重庆社会科学, 2016(09):39-47.

[7] 仝晓波. “一带一路有望实现国际产能绿色转移[J]. 化工管理, 2016(07):37-38.

[8] 周国梅.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环保产业走出去的机遇与路径探讨[J]. 环境保护, 2015(08):33-35.

[9] 李晓西, 关成华, 林永生. 环保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与作用[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6(01):7-13.

[10] 周萌. 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障碍与对策研究[D].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11] 汪海燕. 国际环境保护行政合作机制研究: 2008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 中国江苏南京, 2008[C].

[12] 张莺记者. “一带一路需开启环保国际合作[N]. 经济参考报, 2015-04-20.

[13] 张天桂. 国际合作中贸易与环境的协调研究[D].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9.

[14] 王雅静蒲开夫 Author. 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出路[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01):106-110.

[15] 王勇, 林臻. 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环保支撑[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5, 40(2):9-12.

[16] 杨善民. “一带一路环球行动报告(2015)[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7] 徐庆华. 中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历程与展望[J]. 环境保护, 2013(14):39-42.

[18] 许健. 论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拓展[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3):276-282.

[19] Copeland B R, Taylor M S.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ory and evidenc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附录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森林覆盖率(2014年)[7][8]


[1]数据来源:《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5年度报告》

[2]耿国彪. 我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J]. 绿色中国,2016,(01):8- 13.

[3]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PM2.5小于10是安全值。该标准非常严格,即使是部分发达国家 也难以马上实现。因此WHO在设定准则值的同时,又设置了三个分级的过渡时期目标值。过度 时期目标值要求比准则值相对宽松,有助于各国评估减少颗粒物浓度过程所取得的进展

[4]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5..

[5]Copeland B R, 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 755-787.

[6]Copeland B R, Taylor M S. 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1): 7-71.

[7]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8]此处对各国收入水平的划分参考了世界银行的定义,数据来源为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